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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據時期“治警事件”中的輿論抗爭始末析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6-16

  现场开码红姐开奖结果,《台灣日日新報》是“日本官方在台最重要的言論工具。”1911年到1937年,《台灣日日新報》實行的是日文版添加兩頁漢文版面的作法。

  《台灣民報》由東京留學生創辦的《台灣青年》《台灣》發展而來,1923年4月15日創刊。在當時總督府在台灣實行創辦發行報刊許可(批准)制,剝奪台灣人民自由創辦發行報刊權利的背景下,《台灣民報》利用日本本土和台灣新聞管制程度的不同,在東京印刷,發行范圍除了台灣,也在日本本島及祖國大陸沿海流通。《台灣民報》以“創設民眾的言論機關”為使命,其主干蔣渭水、林呈祿等十三人都在“治警事件”被告十八人當中,《台灣民報》因為主要干部被逮捕而於1924年1月號發刊后暫時停刊,直到2月復刊。

  筆者通過關鍵詞查詢“《台灣民報》數據庫”和“《台灣日日新報》+《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數據庫,從1923年12月16日(“治警事件”發生)到1925年12月31日關於“治警事件”的相關報道、評論。(1925年6月16日“治警事件”被捕者石煥長最后一個出獄。為查詢相對完整,筆者將查詢時間延長到1925年12月31日)《台灣日日新報》發表相關的報道、評論、讀者來信等共58篇,其中37篇為日文版、21篇為中文版﹔《台灣民報》相關的報道、評論、獄中文學、讀者來信等共117篇,並針對第一次公判和第二次公判發行兩次公判號(第一次公判號頁數26頁,第二次公判號22頁,都超過以往《台灣民報》平均發行16頁左右的篇幅)。如表1所示。

  新聞報道的書寫方式決定了事件被人認識的內涵,作為台灣民眾唯一言論機關的《台灣民報》與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對於“治警事件”以什麼樣的形式進行呈現,體現了台灣民族運動人士與總督府在“治警事件”上的輿論較量。

  資料來源:筆者通過關鍵詞查詢“《台灣民報》數據庫”和“《台灣日日新報》+《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數據庫整理得出。

  《台灣日日新報》對“治警事件”的報道最早始於1924年3月2日,正是在這一天,台灣檢察機構發布預審決定、總督府的“新聞箝口令”解除。這一天《台灣日日新報》發表4篇日文版報道和1篇中文版報道,分別是:日文版《策劃本島內治獨立的十四名嫌疑人被起訴 治安警察法矛頭直指 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秘密結社》(同樣的內容中文版報道為《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預審終結》)日文版《到形成犯罪為止,同盟會成員的基本活動及其罪行》,這三篇主要從官方立場闡述起訴理由,而且中日文版聯合刊登預審決定的主文和理由,目的是讓懂日文和懂中文的讀者都了解,以實現其威嚇效果。日文版的《他們並非勇士 只是一種思想上的跟風 三好檢察官談》《法律問題暫且不論 政治思想問題上的其實十分重要 長尾辯護律師談》,通過訪談呼應官方觀點。

  1924年3月4日和3月5日,《台灣日日新報》分別發表《台灣議會與請願運動(上) 民族自決主義與本島的實情》和《台灣議會與請願運動(下) 首先要慢慢成為有能力的國民》兩篇日文版的評論,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界定為“不是一場正經的運動”,認為被檢舉的人是“表面上這樣提一提,背地裡卻挑撥民族感情,煽動動亂傾向。……必須禁止,……法律必須發揮其威信。”並於1924年4月10日,在中文版刊登《一本島民之告白》的所謂讀者來信,夸獎日本對台灣的統治,認為“治警事件”是某團體煽動學生引起的,“惟是對與頭腦如白紙之學生。加以種種之煽動。不導之正。而誘之邪。”

  《台灣民報》最早關於“治警事件”的信息來自1924年1月1日刊登的《賀來長官訪問記》,通報“治警事件”日本官方的態度,其內容是“在東京的林呈祿訪問賀來總務長官於東京,詢問台灣此回關於0000000000之事件,長官答曰‘此回的事件是我來京后的事不盡明白,既是有檢查官底調查、問題在乎司法權之手、現在還未得十分明白的報告了’”。根據上下文及當時新聞箝口令的背景推斷,該報道中的“0000000000”應該指的是“治警事件”。這一期的社論《迎年詞》,用“天將將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來鼓舞民眾,“大家要鼓舞新元氣努力奮斗,才能達到人生光明的境地啦。”

  1924年2月18日,台灣雜志社決定停刊日文的《台灣》雜志,全力經營《台灣民報》,使得《台灣民報》更加集中加強對“治警事件”的相關報道、評論。

  對於以《台灣日日新報》為代表的御用報紙對被檢舉者的漫加批判,《台灣民報》反駁道“檢舉了數十位先覺者,然后其過了一個多月之間,三部報紙連載一字都沒有,…。然后三月二日,檢察局也發表其內容了。台灣報紙雖載得非常詳細,然因未及公判,故不得預料其結果如何、且漫加批判,待看其了局罷!”

  這一階段正是日本大正民主時期,日本效法西歐,改行君主立憲,追求立憲、法治、民主、參與等價值,日本媒體對於台灣總督府制造“治警事件”也有不少批評。《台灣民報》及時進行翻譯轉載,借助來自日本國內的批判,凸顯台灣總督府的冥頑不靈,亦是對御用報紙的有力回擊,這一策略一直貫穿於整個“治警事件”始終。

  《台灣民報》最早轉載翻譯的日本本土報道來自《大阪朝日新聞》1924年3月16日刊登的《台灣議會之起訴案件》,認為“台灣議會請願設置運動,決不是對總督政府的叛逆者。”指責此次的檢舉是“無理態度,是不賢明的措施。”1924年4月21日《台灣民報》轉載翻譯的《大阪每日新聞》社說《台灣的自治熱》,強調“總督府如果信了依這樣的檢舉,就能夠絕減他們的特別議會設置運動,其誤解就可謂太甚了。吾們看這回的做法,視為倒注油於該運動的。”

  《台灣民報》還大量刊登“治警事件”主要被訴者在被拘留和服刑期間所創作的大量獄中作品。1924年2月21日刊登的第一篇入獄文學是蔣渭水於創作的《快入來辭 於台北監獄》,表述其“策士同以歸正,共扶人道復奚疑”的心志。這些獄中文學展示被捕者服刑期間堅毅而淡定的心境,刻畫出他們家國民族之大愛,營造了全新的時間觀和空間觀,在民眾中產生了巨大的情感動員效果,反駁了《台灣日日新報》對被訴者的抹黑。

  為了能在《台灣民報》上刊登,不被總督府政府禁止發行,這些獄中文學盡量寫得能“通過”的尺寸,所以也就不寫許多隱情。但即使這樣,還是有些獄中文學被命令刪減,或不得刊行。如蔣渭水的《獄中日記》系列在《台灣民報》的第2卷第12號未被台灣總督府允許刊出。蔣渭水的《送王君入獄序》一文,被總督府當做不穩刪去,成為“斷頭斷腳不具的東西。”

  “治警事件”第一次公判從1924年7月25日起至8月7日止,前后開過九次公判庭。

  三好檢查官的求刑論告前后長達六小時,被認為“是對台灣民眾的一種威嚇宣傳文。”通篇都在斥責被告等人反對內地延長主義,主張民族自決。《台灣日日新聞》對此分別刊登3篇日文版和1篇中文版的報道,以標題的形式評價檢察官“總結發言字字達人肺腑 至誠至忠”,突出其對被告的斥責“被告隻懂模仿甘地缺點之愚蠢 宣告不滿現在的統治者請離開台灣”。

  被告林幼春、林呈祿、陳逢源、蔣渭水與蔡培火作為代表進行法庭陳述。《台灣日日新報》對此刊登5篇日文報道,3篇中文報道。將被告定性為“策劃台灣獨立自治 輕舉妄動的十八叛黨”。描述被告“或翻預審之供述。或以官憲之報告為無實。或謂打電脫同盟會。……被告之陳述頗怪”。日文版的報道《治警法違反案宣判 被告陳述中均帶有逃避責任的言語 廢話連篇》《治警法違反案宣判 面對法官的質問,被告方陳述混亂,丑態百出》《治警法違反案宣判 蔣渭水因無視法庭之神聖 三好檢察官要求其退廷(庭) 蔣渭水退縮》對被告進行貶低。

  《台灣民報》作為旬刊,為彌補時效性較慢的缺點,於1924年9月1日發行公判號。其社論《正義與權力》由《台灣民報》專務理事、“治警事件”被訴者林呈祿執筆,寫道“史上既無阻止時勢得住之勢力,自知正義必無不收最后之勝利”。顯示被訴者無畏無懼的心境,鼓舞民心。

  針對《台灣日日新報》對被告法庭陳述的貶低,《台灣民報》此次公判號,在導語上,即對被告的法庭答辯評述到“各被告對裁判長的答辯,皆是滔滔不竭語調鷹揚、言語明晰、真不愧志士的氣概了。”

  與《台灣日日新報》偏頗有選擇的報道相比,公判號詳細記載了整個公判過程,強調“以下全部是記者在公判庭見聞的”,採取的是客觀報道的手法,而其原因在於“吾人不幸居在聾子、啞子之地位,又事屬刑事問題,不敢多辯是非黑白。隻將形成事實記之,惟望世人以公平、理智之眼光判斷已而。”一審公判號用2.33頁的篇幅記錄三好檢察官的論告,用10頁多的篇幅記錄辯護人的辯論,用8頁多的篇幅記錄被告的陳述,並用加括號形容三好檢查官“聲音極厲,顏色淒愴”﹔描述公判現場“無立錐的余地”。

  對於三好檢查官在論告中激動地說“既不喜歡同化政策,此際宜離開台灣。”《台灣民報》在公判號中,特別用“。。。。。”提醒讀者注意,同時發表蔣渭水所寫的《這句話非同小可!》的社論,指出1922年翻譯簡某說了“你大定若嫌稅貴,盡可退去台灣罷”,被當局免職。“你是個堂堂的檢查官長,敕任官,竟也敢說了這句話,那責任自然要加倍了。”對三好這句征服者口吻的殖民主義叫囂進行嚴厲批判。

  對於此次的法庭辯論,《台灣日日新報》強調“面對伴野審判長針針見血的尖銳質問 被告均苦於辯解”﹔形容用三個半小時為被告辯護的律師清瀨“通過提高音量來引起審判長注意 大顯身手”。

  《台灣民報》於1924年11月11日發行二審公判號,採用更多的字體變化、標記符號“…”、“。。。。。”來凸顯內容,並將有利於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言論放大處理。如對於林呈祿的供述,導語特意用大字號字體突出其供述重點“東京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完全存在 台灣議會請願趣旨始終不變。”在《清瀨博士的辯論》報道中,其導語寫道“(清瀨)為被告揮淚熱辯激動聽眾、痛論帝國對殖民地的方針、釋明台灣議會的請願是正當的要求”,並用整段的大號字體來凸顯清瀨的主要觀點。

  對於第二次公判的結果,《台灣日日新報》以統治者的觀點報道判決刑期——《治安警察法違反案件宣判有罪 首謀被判四個月監禁 次要嫌疑人監禁三個月並罰金百元 五人被判無罪》,描述“退庭的被告的悲哀﹔無罪的歡喜”。

  《台灣民報》則在公判號《治警事件第二審判決》報道中,描述“被告等雖被宣言有罪、其態度如平日、莞爾告人曰是僅上告之必要”,凸顯被告的從容不驚。該公判號的《正義追悼會》報道,記述了東京留學生的反應:“時莫不與興奮昂騰,幾乎漲滿會場,眾口皆曰、正義亡矣!”並在《編輯余話》發表評論,“夫欲謀我台人多人之幸福與權利者、於犧牲之一途所不能免也、倘有蒙何等之迫害、而被告等亦皆有深甚之覺悟也。”顯示台灣民族運動人士深切感受到任何政治權利的爭取與獲得,都必須付出犧牲與代價。

  針對御用報紙在第一次、第二次公判中的歪曲報道,《台灣民報》與之對抗的邏輯是揭露它們選擇性地報道法庭辯論過程,立場不公允。如1925年1月1日刊登蔣渭水的評論《偏要饒舌什麼?》,批駁御用報紙:“請你老實說來,那公判事件,對於檢察官的論告和求刑之言,第一審和第二審就刊得半句一句都未漏掉,那辯護士和各被告的辯論、第一審沒有刊出、第二審隻刊出兩三句。這可叫做公平嗎?叫做完全刊出嗎?……咳!‘牛面前彈琴’實在沒有當用的。”

  《台灣民報》還轉載大阪每日新聞社、日本紫峰譯神戶區洛尼區留英文聞社、日報時報英字紙的等日本主流媒體的評論,來批判二審判決的不公,“台灣之高等法院因欲幫助時代錯誤之政策有辱司法獨立之名聲矣”。

  這一階段,《台灣民報》和《台灣日日新報》的交鋒在“治警事件”善后的評論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1925年2月20日,第三審判決結果出來:駁回上告,維持第二審的原判決。《台灣日日新報》於1925年2月24日發表日文版的《治警法違反案的善后 以及關於司法獨立權問題》評論,站在總督府的立場批判“治警事件”被捕人員以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對此,《台灣民報》於1925年3月11日,發表評論《謬論糾正》,逐一對《台灣日日新報》評論中的觀點進行批駁。

  《台灣日日新報》針對“治警事件”聲稱“實在台灣於思想方面較朝鮮較為平穩無事。……今日弄出這樣的結果,是吾人之所以為憾的”。《台灣民報》反駁到:“真的,我們也是很以為憾!不過你們的遺憾和我們的是不同其種類的。你們以為台灣人是可以任意壓迫、任意剝奪,而台灣人又甘於奴隸生活、是奴隸模性的人類、所以不該有這樣的行動要求自治、平等無差別——而近年來卻發生了這樣的事所以你們引以為憾罷!不然他們受了刑罰不是你們所額手相慶的嗎?這還有什麼遺憾!”凸顯台灣民族意識的覺醒。

  《台灣日日新報》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方面假惺惺的表示“吾輩言論界中人,對於這種運動欲把持充分的理解”,另一方面卻指責這是“將到底辦不到的事情,籍請願權之名來強請。”《台灣民報》直指這些御用文人的虛假和無知,批駁到“強請嗎?能不能自然有法律來解決,如何能強請?我們讀了這句可以判斷這篇文的作者是沒有常識的、像你這樣頭腦石化的人、雖欲把持充分理解也不能,故不但不聲援,並且要極力妨害這種運動,這是必然的事。”

  對於《台灣日日新聞》認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若強要做這件事,其結果必定要觸著憲法,而犯帝國議會的權能”。《台灣民報》反駁到:“呵!你們的前提是‘強做’,然而在法治國下豈容強做?我們必不強做,必以法律從事。所以一定不會觸著憲法,況堂堂的立法機關的帝國議會尚不敢認為違憲。試看這五六次的卻下理由都是‘尚早’而非‘違憲’。‘尚早’是承認將來有許可之一日。你一個小小的新聞社何以敢說這是違憲?”有理有據的凸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合法合憲的。

  與之前反駁言論相比,這一次《台灣民報》言辭更加激烈,顯示經過“治警事件”,《台灣民報》的作風愈加大膽。

  “治警事件”雖使台灣民族運動主要領導人物身陷牢獄之災,卻激起了民眾關心政治的熱潮,每次開庭都吸引了滿堂關懷的民眾。在法庭辯論上,檢辯雙方針對日本殖民地統治方針、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理由、有無違憲等政治主題,展開激烈的辯論,對台灣民眾亦是生動的政治教育。在這過程中,《台灣民報》發揮資訊傳遞、政治動員和社會整合等多重功能,讓以往分散而弱勢的民間抗日力量有了公開持久的信息發布平台,匯聚形成與官方輿論對抗的力量,促進民眾的覺醒。“諸公一片獻身社會之苦心,已足使吾同胞感激涕零,永銘肺腑矣……僕不才深願附諸公之驥尾。”

  盡管《台灣民報》的報道經常受到總督府干涉,如“本報前號的編輯余話,因說及這次的治警公判事件,招惹當局的忌諱,遂被割去一角。”但其公判號依舊收到讀者熱烈歡迎,“增印一萬本之多通過后不費幾日則行銷完畢。”

  經過“治警事件”的鍛煉,《台灣民報》發展迅速,1925年的新年特刊,頁數暴增至96頁(平時發行16頁),有64頁廣告,數百家商號刊登賀年廣告。1925年7月12日,《台灣民報》改為周刊,讀者群從1923年創刊初期的二千多人,增長到1925年8月26日的1萬人,其發行量與同期台灣三大御用報紙相差無幾,具有“登高而呼,四山皆應”的效果。正如因林呈祿入獄而繼任《台灣民報》總編輯的謝春木所說的“由最高四個月的監禁,使四百萬余同胞覺醒,……《台灣民報》得以急速發展,很快祝賀發行一萬份。由此看來,這是一次非常廉價的宣傳。這次事件是十年社會運動史的第一座山峰,越過了山峰,平原就自然地展現在面前了。”

  “2018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論壇”11月10日在廈門大學舉行。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盧新寧,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秘書長梁建勇,廈門大學黨委書記張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岩等與會並致辭。

  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五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於11月7日至9日在烏鎮召開。本屆大會以“創造互信共治的數字世界——攜手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主題。